她就是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打听孩子的消息时，被人用假消息骗到了陕西渭南。在那儿呆了一段日子，她意识到可能被骗了，就偷偷摸摸写信给丈夫，这才等来了解救她的警察和亲人。

2013年，两高等部门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（下称“意见”）时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，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，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。

《政务服务怎么样？“好差评”等你来评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